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2023年2月27 日19点31 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院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 92 岁。

在理论研究上，厉以宁创立了中国“非均衡经济理论”，最早提出国企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初期主张所有制改革的代表人物，由此成为公众熟知的“厉股份”。他关于经济改革战略、企业改革、农村工业化和三次分配理论等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改革在实践层面，从 1988 年开始，厉以宁先后担任了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此期间，他担任组长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积极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出台“非公经济 36 条”和“非公经济新 36 条”

厉以宁曾表示，从人大到政协，自己关注的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读书教书写书”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 年 11 月 22 日生于南京的一个清寒之家。4 岁迁居上海后家境改善，中学时期先后辗转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湖南雅礼中学、南京金陵大学附中等名校。1949 年 2 月，他被保送至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但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运转,厉以宁回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会计。两年后的 1951 年，厉以宁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 70 多年，结缘北大。

厉以宁大学期间，正值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体制剧烈转换时期。厉以宁曾撰文，在大学生时期，对他帮助最大、印象最深的，是陈岱孙、周炳琳、赵酒持、罗志如、陈振汉和张友仁六位老师。

1955 年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在北大经济学系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其间，厉以宁接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国外经济学期刊。上世纪 50 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 200 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视野进一步拓宽。”

资料室的冷板凳一坐就是 20 多年，其间他多次被抄家、批斗、体罚、羁押、政治审查、异地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后的 1977 年，47 岁的厉以宁才以助教的身份登上北大讲台。

厉以宁曾自述讲课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西方经济史、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等，也讲授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论》解读。

1979年厉以宁被评为副教授,1983 年提升为教授直到年近九旬才告别讲台。2017 年，他还在《光明日报》发文，以自身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呼吁“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他认为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对理解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等都有重要价值。而他早年代表作《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至今还被评视野宽广、功力深厚、不同凡响。

厉以宁曾将自己的经历简单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并称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他的西方经济学课不只深受经济学系学生欢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称，厉老师讲课的一个特点是简明扼要、逻辑清晰，容不得学生片刻走神;演讲更是开宗明义，直击问题要害。

上世纪 90 年代初，厉以宁参与创办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并在 1994 年-2005 年担任首任院长。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腾飞，经管专业人才需求暴增，光华学院迅速成为北大的王牌学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厉以宁的学生更是遍布政商学界。

从 1978 年开始，厉以宁先后出版、发表了 80 多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撰写近 2000 万字。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将厉以宁的经济学研究经历大体分为两段:第一段是 1978-2000 年，以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运行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他的经济学基本理论;第二段是从2000 年开始，虽然也关心、参与现实经济问题与改革发展的讨论和设计，但主要精力是在比较经济史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上，以史为主，兼顾现实问题研究。

厉以宁曾说，“经济史是我的老本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推动下我从事研究的新领域”

“厉股份”的由来

厉以宁有“厉股份”之称，意即他强调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吴市场”强调整体改革论，代表了中国经济改革基本方向一致、但在次序和侧重点上有差异的两大思路。

1980 年夏，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的观点。当时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就业成为突出问题也影响社会安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建议可以通过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此后，厉以宁不断呼吁股份制。1984 年厉以宁在安徽马鞍山市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报告，论述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从这时开始，厉以宁提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他后来接受采访时称，这时所说的股份制与1980年名同而实异,1980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到 80 年代中期明确了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6 年4 月26 日，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称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同年9 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并详细地讨论了中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为股份制企业可分为“增量资产上市”与“存量资产上市”两大阶段。

由于常年呼吁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厉以宁有“厉股份”之称。不过，厉以宁并不认为自己是 “股份制的首创者”，因为有多位学者长期对此有贡献;他认为自己的特色应该是“厉非均衡”。

所谓的“非均衡”，意指他所创立的中国非均衡经济理论，这是厉以宁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理论基础。

厉以宁最看重的一本个人著作即 1990 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经济学中存在两类非均衡经济，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是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发达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便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中国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应该首先通过企业改革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进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逼近均衡状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学界共同的看法。厉以宁也表示，他与吴敬琏同庚、同乡、同事(共同服务于人大以及政协)，“关系挺好”

面对主持人关于 30 年来最成功的改革提问时，两人的答案各有侧重。吴敬琏选择了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改革的目标、1994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和 1997 年十五大确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则从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转性的角度，选择了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以及民营经济的兴起。

但两人也有共同的答案，比如他们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中国面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2008 年时都认为当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需要补足;再如 2014 年再同台时，都认可体制变革需要适应发展模式的转变，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在相关访谈中，吴敬琏再次提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提醒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必须要同步完善法治来建立边界，否则股市还不如赌场，更要谨防滑向裙带资本主义等“坏的市场经济”。厉以宁则强调道德与伦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推动立法和政策出台

除了为经济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厉以宁也是改革的践行者，他将自己 30 年的参政议政归结为四件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 1988 年到 2003 年，厉以宁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正值人大立法逐步从部门立法转向由专家牵头主持法律的起草工作，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议，让厉以宁主持起草《证券法》。从1992 年夏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起草小组正式工作，到1998 年 12 月29 日九届全国人大六次会议表决通过《证券法》，前后跨三届人大，历时六年多。其间数易其稿、多次征求意见，厉以宁曾将问题归纳为四个:一是国有股能否流通;二是怎样实现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三是证券交易所采取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四是能否实行上市公司注册制而不是审批制。

1999 年，厉以宁又出任《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这一次立法过程历时四年。

2003 年开始，厉以宁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其间他关注的重点更多转向民营经济,收获了“厉民营的称号。厉以宁逝世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撰文回忆他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任职期间与厉以宁的合作，“参与民营经济的调研和推动两个“36条’的出台是他带着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

在讨论 2003 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年度调研选题时，刘永好提出，民营企业发展很快，但在融资、发展、财产保护和社会认同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明确解决和政策支持的问题，国家在不同时期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在不断完善,应该对民营经济现状做全面调研，并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政策支持民营经济新时期的发展

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由厉以宁任组长、刘永好为副组长的调研组在全国各地调研近一年，足迹辐射广东、辽宁、四川等多个省市，征求了 100 多名民营企业家和相关政府、协会组织的意见，形成一份 17 页的调研报告《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于2004年2月递交国务院。

据刘永好回忆,这份报告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天就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指示国务院以此报告为基础再做系统调研，厘清历史上对非公经济的政策和文件，根据非公经济发展现状出台相应的推动支持文件,以支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此后近一年，2005 年1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即公众熟悉的“非公经济36 条”。这一文件出台后,定程度上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民企投资仍然面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2010 年5月针对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国务院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 36 条”。刘永好称，在这个过程中，厉以宁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做了一些配合、支持调研工作。

诗词中的情谊人生

生活中的厉以宁，无论对家人还是学生、同事都十分宽容，为人重情重义，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和同僚。晚年他多在基层广泛走访，曾任贵州毕节扶贫的专家组组长，所提所记，处处流露了对社会基层各种问题的求真与关切。

厉以宁曾在回忆大学生活时称，由于从事俄语书籍的翻译,经常有稿费收入,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每月寄钱给父母，贴补家用。毕业后把母亲、外祖母和弟弟厉以平接到北京，租房安家。

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多年伉俪情深，非常恩爱多位学生晒出的厉以宁赠书中，署名都是夫妻两人。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本是厉以宁好友董辅仍的学生,他在纪念厉以宁的文章中称,董老师去世后厉老师承老友之愿，对董门弟子视如已出、关心照顾虽然经济史编译出身，但厉以宁的国际交流不多经济学之外，他热爱古典诗词，常以诗词明志。在北大也的诗词讲座同样具有吸引力。厉以宁说，他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08 年为庆祝金婚之喜出版的《厉以宁诗词选集》共收录了其666首诗词2018年出版的《厉以宁诗词全集》收录了他1600首作品从 17 岁开始填词，诗词记录了厉以宁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在大学期间，他留下了几十首诗词;毕业后至“文革”期间，他写下数百篇诗词，记录下那个年代的悲凉心酸。他的诗词既有写给家人的，也有写给朋友的，还有借景抒陈个人抱负的。

厉以宁在1955 年大学毕业时所写的《鹧鸪天》中“兼容并蓄终宽阔”在学生回忆他时多次被引用，而他自己则认为“沉沙无意却成洲”一句，反映了他一生治学的心得体会，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

2000 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厉以宁七十大寿举办诗歌朗诵会，厉以宁登台即兴朗诵了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为人师表的自豪跃然纸上。

“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则表达了他主张渐进改革减少干预、更多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改革思路。在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厉以宁也曾遭受诸多压力，一度被质疑“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他的一些言论比如国企改革“靓女宜先嫁”“穷人易仇富”等，也曾备受争议。在观点受到质疑时，他写下了“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