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了《实践论》，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同时又写了《矛盾论》批评经验主义。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发生的左倾与右倾现象，现在仍然不断地在营销领域发生着。

文/刘春雄

 

 

 

一个大国，一个落后的大国，一个曾经辉煌过的落后的大国，一个正在快速崛起且充满自信的落后大国。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面对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很容易产生左倾冒险思维。

最致命的是，左倾思维经常披着“崇高”的道德外衣。

中国革命时期，就有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倾错误，不顾革命力量弱小的现实，希望通过阵地战迅速取得成功，希望通过中心城市起义一举取得革命成功，反对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办法。毛泽东称之为“犯着革命急性病”。

解放后，在“追英赶美”思潮之下，中国发生了“大跃进”。这也是犯了“急性病”。

一个落后又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产生左倾的温床。

在缩小与跨国公司差距的思维之下，中国营销是否也出现了新的“大跃进”？当跨国公司成为中国企业的标杆时，当专家们拿着跨国公司检视中国企业时，中国企业犯左倾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产品刚红火二三年，就想做成“百年产品”；销售规模刚“脱贫”，就想进入“世界500强”；刚在国内有点知名度，就提出“世界品牌100强”；企业立足未稳，就想创“百年基业”。

吴晓波《大败局》中的“上榜”企业，往往不是没有理想，而是有了一点成功就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把幻想当目标，把幻想当战略，就一定会犯左倾幼稚病，就会不断重犯“营销大跃进”的“美丽错误”。

中国企业的左倾错误在于，不顾中国市场经济只有30年历史的事实，不顾中国的“国家品牌”还不够强大的事实，不顾中国企业的资源还不够丰富的事实，错误地把目标当方法。

 

 

左倾的孪生兄弟是右倾。

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批评“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还批评有些人，“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

    中国市场的不成熟，该活的做不大，该死的死不掉，先进与落后共存。长期存在的这种市场现象，使得很多人相信“不懂营销照样能活”、“小企业也能赚大钱”、“一招鲜就能吃遍天”、“跨国公司没什么了不起的”。

    尽管“温水煮青蛙”的故事讲得太多了，但沉浸在“落后照样赚钱”中的多数企业最终被不断升温的市场经济“开水”烧死了。

把短暂的成功当作永久的成功，把阶段性的胜利当作最终的胜利，把某个阶段的经验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中国企业犯了太多的经验主义错误。20年前，当把“满负荷工作法”写进“企业宪法”时，这样的错误就没有断过。

 

 

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左倾与右倾的双重危害。不仅如此，关键还在于他能够提出一套真正实用的方法和路径。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联想的柳传志曾经说联想的发展是“撒上一层土，夯实了，再撒上一层土”。这种说法与毛泽东“波浪式推进根据地建设”多么相似。

    毛泽东写了《实践论》，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同时又写了《矛盾论》批评经验主义。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发生的左倾与右倾现象，现在仍然不断地在营销领域发生着。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常态？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清楚地了解跨国公司发展的历程、环境和原因，比发展的结果更重要。同时，把跨国公司的发展放在国家的成功、行业的进步等宏观环境中观察也相当重要。

成功一定是属于时代的。跨国公司的成功有它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的特定时代环境，一定会创造属于中国的跨国公司。

 

编辑：王亮 11438940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