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贫困乡村

从外表看，石门坎几乎是中国最贫困的乡村：茅草屋触目可及，屋里人畜共住。但原威宁县教育局局长杨忠信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膝盖高的荒草，找到已经废弃多年的游泳池、篮球场。他手舞足蹈地一比画，就复活了这个村落曾经十分辉煌的时光。

在石门民族中学一间四周没有窗户的校史馆里，这段辉煌历史被原原本本地记录在许多老照片上。照片上面有一大片欧式建筑群，那是过去的石门坎学校。照片上还有一个大型运动场，里面曾经容纳过100支来自全国的运动队进行比赛。

自从1905年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0～1915）将现代教育带入这个村庄时开始，在那些长满杂草、如今被用来拴牛的地方，曾经生长出一枚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现代教育的硕果。杨忠信觉得，当年那种“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教育，以及它所创造的奇迹，不应该被忘记。

柏格理办学

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老人懂汉语。石门坎交通不便，直到今天，贵州公路网也没有延伸到这里。没有人知道柏格理通过什么方式到了这里。1905年，这个瘦高的英国男人开始在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据说，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牛皮割成细条，最后围起来的土地足有80多亩。

这座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

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换下洋服，一身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除了办学校，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当时，苗族并没有文字，人们靠着古代歌谣传承历史故事。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文字在许多村寨沿用下来，直到今天。

这个英国工人的后代还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择其中的优秀学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这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坎，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出发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学校变成了一座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20世纪的上半叶，有很多这里的毕业生考取过硕士、博士，其中有10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不过，柏格理本人并未亲眼看到这些。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这名51岁的英国校长因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染病去世。

从目不识丁向流利英语的飞跃

这所艰苦的学校，却彻底改变了石门坎。杨忠信能掰着手指，一一历数这里创造的多个第一：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现在，整个石门坎甚至找不到一个邮政所，但在当时，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

柏格理开启的现代教育，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年石门坎留下的很多故事，如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

在母校百年校庆上，有人曾回忆起30年代石门坎的某次体育运动会。当时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成为石门坎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歌舞等多项活动。

杨忠信还记得，当年的大足球场离学校有一公里，每周六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踢两个小时球。得益于当年的锻炼，杨忠信50多岁时还能在县城和一帮帮小伙子同台竞技，“我打前锋，能在场上跑个40来分钟”。这个平日一直端坐着的老人说起这些，手舞足蹈地比画着，并专门补上一句：“马拉松长跑，我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

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说了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专门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前来比赛，结果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临走时，这名司令员硬是带走了当地的几名球员。

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统计，发现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和拳术等。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

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当地许多人坚信，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几年前，有个英国人来到石门坎，总是感叹村民生活贫困、精神麻木。但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农村老人——当年的石门中学毕业生，老人流利的英语脱口而出，并且亮出娴熟的脚法，和他们讨论足球。

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

一名社会学家评价“石门坎现象”时说，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市场经济的今天成为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着的乡亲，迅速地忘却自己的由来。而石门坎曾经的教育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在这些教师的熏陶下，石门坎的学校里朝气蓬勃。“球场上龙争虎斗，教室内外书声朗朗，树荫下三五成群学生在潜心复习。集会出操号声响彻山谷，荡漾在数公里之外。”现居昆明的朱艾光先生这样描绘昔日学生生活的生动场景。每当客人来访，全校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当时，县城的两所中学都停办了，石门坎中学也面临教会津贴中断、政府还没接管的窘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但是石门坎上空的读书声一天都没断过。

石门坎奇迹

据杨忠信统计，石门坎走出过10个省部级干部、20多个地厅级干部，以及200多个县处级干部。2005年，石门学校举行百年校庆，云南、贵州、四川、香港等地的老校友和英国牧师柏格理的后人聚集一堂。他们中，最老的已经将近90岁，不少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由儿女搀扶而来。

谈话间，老人们说起石门坎的奇迹。有人这样指出石门坎的启示意义：如果说教育文化低落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贫困，那么石门坎从前的经济也很贫困，穷人求学、穷人办学，石门坎文化奇迹是在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取得的。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隔多年后回到故乡，说起儿时就读过的大教室，激动不已：“在天边都看得见石门坎的上空几颗亮亮的星星，谁不跑来呢！”摘自《中国青年报》